保护人权必须清除邪教

一个人的精神一旦受到歪理邪说的毒害，就会干出常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邪教之危害在于使人变邪，“法轮功”就是这样的地地道道的邪教。让我们来看看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血淋淋的事实：

2000年2月6日22时，广东省番禺市榄核镇大生村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袁润甜持刀闯入五保户黄带胜家中，对着黄的面部连砍两刀。据袁事后交待：1996年，她在广州市轻工学校读书时，跟学校教师练上了“法轮功”，开始还觉得精神较好，做事注意力集中，但不久就不愿与人交往，变得孤僻内向。1999年3月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，但没多久就辞职回家。在家里既不干农活，也不跟父母讲话，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练功。自去年11月起，她精神恍惚，觉得自己在另外的空间，常常梦见“大师”李洪志及多名男性要与她发生关系，还要杀她。在这些人中就有黄带胜，虽然黄与袁润甜实际上连话都没有讲过，但袁认定黄在另外的空间侵犯并伤害了她，是魔，一定要除掉他。袁的父母痛哭流涕地说：“我们辛辛苦苦拼命干，每年花万把块钱供她到省城读书。家里就她书读得最多，谁知道她会读这些东西？是‘法轮功’把我的小女儿害成这样的。”

1999年12月23日，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营林处干部、39岁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邹刚持刀将处长吕庆生砍死，将处里的周亚洁等3名同事砍成重伤。据邹刚交待，他自1995年8月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去年11月以来产生幻觉，经常听到李洪志对他说“你们单位的吕庆生和周亚洁是你的克星，只有杀死他们，你才能解脱。”于是邹刚于12月22日在市场买了一把菜刀，于23日行凶杀人。

1999年11月26日上午，河北省任丘市青塔乡张各庄村33岁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朱长久，因其父母将其修炼“法轮功”的书籍烧毁而怀恨在心，用钝器将其父亲朱振亮和母亲董大举杀死在家中。

1999年6月5日下午，吉林省临江市女中学生徐某某对班里同学说：“人类就要毁灭，地球也要爆炸”，“去感觉感觉世界末日”，然后买了一瓶安眠药，每人二至三片，发给10余名同学和她自己，其中一名女同学感到好奇，向她要了25片一次服下。上课时，教师发现了班里有的同学要喝水，有的伏案大睡，有的呕吐等异常现象，及时报告了校领导。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，把那位服25粒安眠药的同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。因抢救及时，该同学两天后出院。其他同学因服药量小，未产生严重后果。徐某某于1998年6月，受其父母的影响，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。1998年9月，徐升入中学后，对“法轮功”越来越痴迷，学习成绩急剧下降。学校的老师及亲属都找她父母谈话，让徐好好读书。可徐的父母却说：“念不念书没有用，在家练‘法轮功’就行。”后经学校反复做工作，徐虽勉强回到学校读书，但仍不安心学习，经常在班里宣扬“法轮功”，使班上的一些同学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。

1999年初，山东省威海市长虹电工机械有限公司26岁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董宁以为自己练的“法轮大法”已经圆满，便开始拟订了“度人度己”的计划。1月7日，他趁工友小刘不备，拿起一个模具朝小刘头部猛击，由于紧张没有击中要害，受害人迅速逃离了现场。第二天晚上，一心想完成“度人计划”的董宁，趁父亲生火做饭时，顺手拿起一把菜刀朝父亲砍去，幸亏其父躲闪及时，未能砍中。董宁的第二次“度人计划”又未能实现，情急之下，他抄起一把小刀闯入邻居———76岁的退休干部姜文彩家，搂住姜的脖子就刺。姜的儿子听到呼救声赶来，在与董宁夺刀的过程中，腰部、腿部被刺数刀。幸亏110民警迅速赶到，将董抓获。董宁在谈及他杀人的动机时说，当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有人叫他把人带走，带走亲人、带走朋友都行，只要带走一个人就能圆满，就能“度人”。

上述案例中，这些修炼“法轮功”的人都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，干出了行凶杀人、害人害己的事情。他们由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，变成走火入魔的“疯子”，就是李洪志的“法轮功”对修炼者进行精神控制的最终恶果。这种精神控制，本身就是侵犯人权、践踏自由。李洪志像许多现代邪教组织的教主那样，编造出一个世界将要毁灭的“末世论”，使人产生恐惧和求助心理，继而把自己说成是“救世主”，使人们对他产生强烈的依附感。如果想要躲过劫难，就要听命于他，就要把今世生活、财富乃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他来支配。许多原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都说过，一旦接受了“法轮功”的说教，就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控制，行动犹豫，言语小心，甚至思想也得不到自由，一切都像处在李洪志的监视之中。据精神病专家分析，正常人如果长期处在精神高度紧张与压力之下，处在敬畏和恐惧之中，难免会出现精神崩溃，染上病态的执著和疯狂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因修炼“法轮功”致死的已达1400多人，仅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等地的7家医疗机构收治的因修炼“法轮功”导致精神障碍的就有100多例。从北京的50多个病例来看，“诊断”一栏内填写的多为“练功所致精神障碍”、“练功诱发躁狂症”、“练功诱发抑郁症”、“练功所致情感精神障碍”等。“主要症状”一栏内，几乎都填有“幻听”、“幻视”、“幻触”等。而认为“肚子中有法轮转”、“感到五六种有形物质附在身上”等附体感、被控制感、自认为“开天目”的比例也不小。不同的病例中都具有下列症状中至少一至两项：哭笑无常、拒食、意识不清、意识障碍、感知障碍、关系妄想、被害妄想、失眠、焦虑、坐立不安、自罪、自杀，甚至把包括父母在内的好心劝其停止修炼的人，当作“魔鬼”加以肉体伤害等等。

上述案例，铁证如山，触目惊心。它进一步表明，“法轮功”是害人功，它驱使修炼者走火入魔，一步一步走上邪路、绝路，使许多原本幸福、和睦的家庭家破人亡；使一个个原本善良、温和的守法公民变成了杀人、自杀的暴徒；使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遭到了严重挑战，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侵犯。凡此种种，天理难容，国法难容。

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表明，“法轮功”不是维护人权而是践踏人权。众所周知，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命权、生存权和健康权。一个人如果连生命和健康都不存在了，其他的任何权利都无从谈起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许多“法轮功”的练习者最初是抱着“祛病强身”的目的开始修炼的。李洪志授意信徒编造的“万人调查”假报告和“功到病除”的假病例，鼓吹什么“信则灵，练就行”，有病不就医、不吃药，导致不少信徒有病拒绝医治或延误治疗，最终命断“法轮功”。普天之下，岂有如此害人夺命而居然敢号称维护人权？

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表明，“法轮功”不是保障自由而是扼杀自由。李洪志炮制的“法轮大法”，鼓吹修炼者要“上层次”、“增功力”、“达圆满”、“消业力”，实质是为了对修炼者进行有效的精神控制。李洪志通过引诱、“洗脑”、恐吓，一步一步扭曲修炼者的心理和人格，剥夺他们的自主性和判断力。“法轮功”不准练习者独立思考，一切都要跟着他的“法轮”转。这是对公民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侵犯，是对公民思想的禁锢。谁被套上这无形的精神枷锁，谁就会一方面对教主似痴似疯地崇拜；另一方面，却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、对家庭的依恋和对子女、父母、亲人的亲情，最终成为受“法轮功”组织任意支配、麻木不仁的工具。在正邪不辨、真假不分的境地中，干出害己、害人的勾当，成为邪教的殉葬品。有了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所标榜的自由，就没有公民真正的自主意识、自我控制、自主选择的自由。

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表明，“法轮功”不是尊重法律而是蔑视法律。现代社会的稳定和秩序，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。这就要求所有公民和一切社会组织，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，都必须尊重和维护依法产生的政府的权威。只有坚持依法办事，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和秩序；只有尊重政府的权威，才能使现代文明的建设更加富有成效。但是，这些现代人本应具备的常识，在“法轮功”那里统统被否定。李洪志蔑视法律、破坏秩序、否定政府。他宣传的“真、善、忍”，把许多信徒引进了只顾自己、不顾别人、疏远社会、逃避责任、蔑视法律、侵犯人权、对抗政府、危害社会的境地。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，就是要搞乱社会，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。综上所述，邪教“法轮功”把正常人变成失常者，把心理健全者变成精神变态者，把守法公民变成敌视、危害社会的分子。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都不会听任这样的邪教组织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，破坏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。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绝不能容忍“法轮功”这样的邪教组织为非作歹，危害社会。只有毫不留情地彻底清除“法轮功”等邪教组织，依照法律给予其应有的处罚，才能真正保障社会全体成员最基本的生命权、健康权、生存权；才能保障公民的信仰和言论自由；才能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；才能保障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、有序发展。